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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的銀行不是有效的，政府的救助不會讓它變好、甚至可能更糟糕；所以，任何對于當前無法有效運行的銀行的救助，它的唯一作用只是妨礙了建立一個未來有效銀行的可能”。
10月29日，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將獲得者、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在深圳舉行的2016北京大學全球金融論壇上發表題為《國際金融體系：如何劃定邊界》的演講中。
托馬斯薩金特是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合理預期學派開創者。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在現場風趣介紹：當年西方經濟學的教材就是薩金特先生編纂，很多人抱怨“我們既愛你也恨你，因為教材確實很tough（艱深）”。
托馬斯·薩金特回顧了美國的歷史經驗與全球國際貨幣的演變過程，剖析了當今國際金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他認為，從歷史看，英鎊之所以能實現“國際化”，不僅僅是英國政府的決策，而是整個商業界一起決定的。同時，這一過程也是國際政治、軍事、經濟、金融局勢變化的結果。此外，僅就金融方面而言，貨幣市場與信貸市場，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的“界限”在哪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他強調，時至今日，如何平衡“自由化”與“風險管制”之間的關系，仍是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將托馬斯·薩金特教授演講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該整理內容有刪節，小標題為記者所加，未經演講者審閱。
國際金融體系：如何劃定邊界
今天我要說的內容，其實我自己也不見得完全理解。我想要說的是金融的融合，還有對于宏觀經濟以及整合的程度，以及我們應該在哪些領域劃分界限。
如何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中國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有趣的。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也必須要關注這樣的問題，那就是：怎么樣去管理和應對一個國家的貨幣？像美元、英鎊、人民幣。首先它開始并不是一個國際化的儲備貨幣，而后來發展成了國際的儲備貨幣。
美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變化，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演化，經歷了不同的貨幣幣種，美元最終成為國際貨幣。比如說，美國貨幣經歷了西班牙銀元，后以英鎊為主導，英鎊當時是國際貨幣的主要成分。二戰之后，美元成為國際儲備的主要貨幣幣種。美元之后，又會是哪些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又由誰來決定呢？它是政府來決定，還是人民來決定？以及，這兩個體系之間是什么樣的互動關系？
我們來學習一下，過去英鎊怎么樣成為國際化的。可以看到，這不僅是英國政府的決策，而且還整個商業界一起決定的。同時，也是軍事行動和國際上的趨勢變化，包括軍事和金融。
今天出席的人大部分都是25歲左右。在你們心里，誰未來會成為國際貨幣，是人民幣還是美元？是誰來決定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其中的原則。
在金融方面，有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就是界限劃在哪里：貨幣市場和信貸市場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界限在哪里；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界限在哪里。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問題。從亞當·斯密開始就有這樣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此外，在美國的總統大選當中，也必須要考慮這樣的問題。
我在這里想說的是，最聰明的那些人，事實上都覺得劃這樣的界限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一方面是因為政治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經濟原因。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則是有強勢的立場，但是大家的想法不同，比如說弗里德曼（注：米爾頓·弗里德曼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貨幣主義經濟理論提出者）的思想就有一個改變。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首先，美國憲法對于印錢問題非常強勢。憲法上說，政府不能夠印錢，政府不可以做這件事情。相當于把國會的手綁了起來，國會不可以發行法定貨幣。美國那個時候所使用的貨幣不是美元，而是西班牙銀元。但是后來美國改變了做法?，F在美國是不能夠使用銀元或者金幣的，而是要用紙幣，憲法也得到了重新的解讀。
其次，美國聯邦政府應該對州政府進行緊急援助嗎？和很多國家一樣，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中國有一些省政府是很強勢的，美國的州政府也是一樣的。州政府會根據自己的產能借貸。歷史上，州政府的負債曾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償債的能力受到了損害。當時的問題是，州政府是否應該得到中央政府的緊急援助？聯邦政府有幾次拒絕援救。但有很多的州政府無法償付債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向聯邦政府進行求助。
中央銀行是一個產品管理者，另外一個問題，是否應該有中央銀行？
在美國，那些聰明人的想法在中央銀行的問題上有過改變。同樣的一批人，在一定的時期，有的支持中央銀行，有的不支持。一直到1940年代的時候，也就是美國建國歷史一半的時間沒有中央銀行，是由私有市場、政府來擔任中央銀行的角色。
中央政府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樣的權限？這個問題是比較嚴肅的。中央銀行必須要考慮到底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這一點在美國、歐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著非常嚴肅的爭論和討論。
中央銀行的做法，其實就是一個產品管理者；中央銀行會簽發出一些債務，也就是現金。并且在發行現金的能力上，中央銀行是獨裁的。中央銀行通過這些現金來購買一些證券。
美國都會買一些非常保守的證券。但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中央銀行開始來看一些私有對沖基金。事實上，美聯儲是世界是最大的對沖基金購買者，美聯儲購買了非常多的按揭證券，也配置了非常多的長期債券，這比其他的購買者都要多。所以說，中央銀行的做法，也是一直在改變的。當然了，大家的想法也在改變。
問題應該是，在什么地方來劃分這個界限？比如說現金和債券，為什么中央銀行會在不同的時期改變其想法？歐美都有出現這樣的問題。決策者在不同的時期做出不同的決定，為什么？是因為他們有時候瘋掉了，有時候是正常的嗎？在我看來，不是因為他們瘋掉了，背后的原因是歷史的不穩定性。這是因為一些嚴重的問題，以及經濟的不穩定性造成了貨幣和財務政策的改變。
回到亞當·斯密的理論，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他不同意這個說法。弗里德曼在晚期也改變了想法，不再支持自由市場理論。
中央銀行應該做什么工作，有兩種主流理論，但是很難決定哪一種才是正確的做法。一個叫做數量理論。數量理論的一個很大的測試場就是中國。中國內戰期間印錢數量非常多，通貨膨脹十分嚴重。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類似中國內戰時期、德國一戰之后的做法，如果政府印錢太多，或者是允許別人印錢太多，就會讓貨幣的價值下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說，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學說很漂亮，而是因為它能夠符合我們實際的一些基礎的現象和規律。
斯密的想法是不一樣的，他的想法是實質票據。有一位經濟學家說，其實沒有所謂的理論爭論，我們只是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現。所以說，亞當·斯密的說法和數量理論的說法，其實是同樣的問題。
亞當·斯密希望能夠讓經濟開放，不僅在國際上，同時在國內是可以降低壟斷，提高經濟的效率。亞當·斯密的理論是要取消地方保護法規。亞當·斯密希望國際貨幣不要進行這樣的集成，他對此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定義。之前有一些人希望不要有自由流通，從而保證經濟的穩定，并且能夠把金錢保留在國內，而不讓它流出去。亞當·斯密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銀行利率自由化，其實也可以讓國際貿易自由化，他做了思想層面的工作。
真實票據到底是什么？就是一個借條。這個借條應該是能夠和黃金、白銀去對等掛鉤的。我開一個借款條給你，銀行對出售借款條的人進行貼現。借款人會使用這樣的票據去進行融資。亞當·斯密指出，如果操作方法恰當，價格水平應該能夠和黃金價格水平掛鉤，黃金會流出國家，這就會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運行系統。因為整個國家會使用紙幣，而不是真正的有價的貴金屬。所以，亞當·斯密是非常贊成狹義銀行。
真正運行的經濟理論框架從未變過
亞當·斯密指出，如果對貿易進行自由化改革，同時對銀行進行自由化改革，就可以獲得有效的經營方式。他崇尚自由銀行理論，這和剛才說的貨幣總量理論是相對的。因為自由銀行肯定會主導去進行合適量貨幣的發行，這些貨幣的發行都可以和黃金、白銀、貴金屬進行掛鉤。
我們后期提出的最后貸款人、存款保險產品等，這些尚待討論。我們對亞當·斯密以及他的追隨者指出，金融媒介應該持有哪類資產，以及他們可以發行哪類債務。換一種說法，我們在現金和貸款的市場方面應該在什么樣的領域去劃歸一個良好的臨界線。亞當·斯密是一個派別，當然還有其他派別。
這些理論雖然非常久遠，但是現在也有一些理論改變。在亞當·斯密時期，他們只是叫做銀行票據或匯票，19世紀、20世紀叫做存款。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只是把這些名稱換了非常多的花樣，比如說債務不叫債務，也不叫銀行票據，而叫各類的貨幣市場、對沖基金，以及一些信貸違約金融衍生品等，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的同一個實質的情況。同時發生改變的也不只是負債的名稱，資產類型也在發生改變。
在18世紀、19世紀，亞當·斯密稱銀行可以購買的恰當形式的資產，不叫政府貸款，而叫商業貸款，或者叫做一種所謂的短期債權憑證。20世紀有了一些補充，對這樣的叫法給予了突然死亡的一個歷史進程。其中，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說，“阿根廷有違約，也付出了巨大的、沉重的成本，將來說不定我們也會面臨這一天?！?/p>
在21世紀，有一些新的名稱，比如說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就是說資產的名稱發生了改變，但是真正運行的經濟理論框架仍然是沒有變的。
有一本書叫《貨幣穩定性的目的》，作者在1960年的時候在書上說，“我在1948年寫的理論，我現在不同意了?！痹?0年的這本書里說，我們都接受政府應該負起相應的責任，那就是組織貨幣體系，一旦我們賦于政府這樣的權利，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危險。政府干預的范疇就會擴大，這對于自由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
他們也說，應該回到第三次全球經濟評述會議。其中提及，對于美國、歐洲可以適用對未來的一個預測評述，包括增加監管力度，告知銀行不可以有這么多的權利等。美國和歐洲的銀行，通過監管政策去限制銀行兌現和兌換的權利，并且由歐洲央行去承擔部分的責任。這是近期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是要穩定還是要效率？這是一個永恒對抗的話題。
我們也了解到了這樣的問題，亞當·斯密想要擁有的一種理想體制是自由銀行，他認為誰要去管理這個銀行體系，誰就會違背市場規律。1960年弗里德曼的書中提到，不相信應該完全依賴市場，他熱愛市場但不同意應該由市場完全主導。所以弗里德曼和亞當·斯密在這個理論上是相反的。因此，他主張一個所謂的狹義銀行論，應該留足準備金。這就是狹義銀行的精髓。如果我們去讀弗里德曼的書，他說即便我推薦了100%的銀行準備金率，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我應該去主張自由銀行。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很難協調
這個問題是中央銀行的依賴性和獨立性。如果你在財政部或者是中央銀行工作；或者你在中國，研究中國的經濟歷史，你就會知道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要不然是故事，要不然就是一個傳統。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中央銀行發行貨幣，就是為國家提供收入的，并且也可能提供這樣的收入形式給到其他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應該要互相協調發展，怎么協調考驗中央銀行的相關負責人。
弗里德曼講的是，這像是兩個運動員，必須讓他們各自的國家發展。所以中央銀行、財政部想要做的事情其實是一個目的，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去做一個目的的事情。弗里德曼說，中央銀行應該為貨幣購買100%的保障，也就是對他放出的所有貸款，要購買100%的保證金，這是他1948年的理論。隨后，中國出現了內戰時期的通貨膨脹，這個政策是中國政府按照他的做法去推行的。
對于通貨膨脹的最終成本或根本成本，就是發行的貨幣量帶來的一個后果。政府沒有足夠的稅收收入來支持國庫消費和花費。其實，產生的通貨膨脹并不一點是中央銀行，可能是財政部，這是一些不同部門的角逐，公眾需要知道的是財政部應該是為通貨膨脹而負責的。
像德國和中國所經歷的這些通貨膨脹都是一樣的道理，在1970年弗里德曼就改變了他的想法，他在那個時候指出增加貨幣的供應量根本就不應該采取。就是說，一定量的貨幣，比如說每年增長2%的總貨幣發行量，在中國根據經濟增長速度我們會說7%，無論如何要這樣做的話，財政部必須要去考慮平衡其預算。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進行很好的協調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弗里德曼那時候說，中央銀行應該要非常的強勢，基本上應該限制財政部的做法，并且強迫財政部去覆蓋，或者是為他自己的花費買單。在之后，他的理論又相反了，他說：“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的責任就是控制好通貨膨脹?！备ダ锏侣恢痹诟淖兯南敕?，其實是有兩個原因的，并且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經驗教訓。一個是，我們財務政策的改變。你要尊重別人的想法，也許過了10年之后，他的想法就會成為你的想法，雖然現在你的想法跟他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說弗里德曼改變了他的想法，但是我覺得不是，那你絕對是一個笨蛋，所以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弗里德曼先生一直都在尋找一種辦法，讓財政方面的政策能夠很好的協調和平衡。這是在弗里德曼研究時候實際出現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正在出現的問題。
這是中國在1949年建國時的想法，中國要降低通貨膨脹，當時也是通過弗里德曼的理論來進行調解的。弗里德曼也是通過對中國當時做法的一個觀察來調整他們的想法。
在美國，其實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但是總統辯論的時候沒有去討論。事實上，這個問題是比他們現在辯論的那些主題更加重要。
弗里德曼還有一些別的說法，這是我在他去世之前的一次對話。在1980年代末，當時的政治保守派是希望能夠對經濟進行比較緊密的控制，也得到了很多業界支持，也就是所謂的政府人士的支持。在里根時代，這些情況遭到了很大的反對。美國人民應該想的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什么大家會有這樣一個思潮？比如說第二位布什總統說順差、逆差完全沒有問題，為什么從當時輕市場的一個做法變成了現在的這樣一個思潮？不僅僅是美國，歐洲也有這樣的想法，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事實上還有很多的問題，但是事實上這是具有兩面性的。
政府是否應該有保證金？政府是否應該伸出援手？有一批人覺得是應該的，另外一批人覺得不應該，比如說里根，他就覺得不應該。
最后我想說，這對于美國和歐洲是適用的一些理論，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你也可以看一下它是否是合適的。
Walter Bagehot在1873年說，“如果現在的銀行不是有效的，政府的救助不會讓它變好、甚至可能更糟糕；所以，任何對于當前無法有效運行的銀行的救助，它的唯一作用只是妨礙了建立一個未來有效銀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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