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君聯資本CEOClub
經濟學家眼中的未來是什么樣？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最好的答案是不確定。如何應對這種不確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7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聯想之星WILL大會上發表演講，從以色列和美國的創新經驗中獲得了啟發，他認為面對未來要敢于想象，要形成務實的明確樂觀的世界觀。我們特將周教授的演講全文分享給大家。本文經周教授全文修訂。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主辦方今年出的題目，對我來說一時拿不出好答案。有難度，是挑戰，所以很愿意把一些不成熟想法提出來請各位批評。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
經濟學常常被看做一門憂郁的學問，看未來不那么明朗樂觀。亞當·斯密還比較明確，認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經濟自由，看不見之手就能把人類帶向一個更好的經濟增長。他那個時代，英國工業革命蒸蒸日上，實踐也支持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經濟學?！秶徽摗纷盍瞬黄鸬念A見，是斷定美國經濟有遠大前途，這點后來得到驗證。
但是亞當·斯密以后，隨著資本主義迅速展開所引發的矛盾，很多經濟學家就不那么樂觀了。最知名是馬爾薩斯，相信人口增長會持久快于食物增長，所以未來一定麻煩，要靠饑荒、災難、甚至戰爭等等來重建平衡。由此也給經濟學打上憂郁的印記。
前蘇聯曾有幾十年的樂觀，不但證明“一國可建立社會主義”，而且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最輝煌是二戰，用計劃體制動員起來的工業能力成為反法西斯的物質基礎。戰后更樂觀，赫魯曉夫放言“一國建成共產主義”、“20年趕超美國”?？上]得到驗證，在和平時期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競爭中不但沒勝出，還弄得一個經濟停滯、體制僵化，到前蘇聯解體，不可能留下明確樂觀看未來的遺產。
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搞建設，先學蘇聯，也樂觀過，趕不上美國也要超英國。不幸大躍進遭挫，靠調整穩住腳跟，卻又轉向階級斗爭為綱，文革更把國民經濟拉到崩潰邊緣。逼到了無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也是看好未來，鄧小平認為世界將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讓中國集中精力搞經濟。1980年提出20年翻兩番。中國做到了，進入新世紀頭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不過回看上世紀80年代的出發點實在很低，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參加農村調查研究的，當時要直面的實際，是“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決一個問題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改好了。怎樣看未來、樂觀還是悲觀？老實講當下問題數之不盡、糾纏不清，沒功夫好好想將來。
教書要講到預期，闡明人們行為受對未來看法的影響。我知道關于未來最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還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來的。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出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么樣，不妨干脆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制也對付不了。這與現代物理學家或有一拼，他們說觀察一個處于糾纏態粒子時，無從預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測不準”——“莫測”是也。不確定世界怎么應對？經濟學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制度——法治、市場、財產權、合約、特別是股權合約。為什么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說完美。首先關于未來不確定、莫測，似乎沒什么更多內容可說，導致對“人們怎樣看未來影響其當下決策與行為”的忽視，降低對行為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其次，莫測無非“天有不測風云”，容易讓人“預后不良”——似乎不確定總意味災難來臨。其實，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意外驚喜，并不是單邊確定的倒霉。
所以對“不確定”還可以解析。這方面，彼得·蒂爾的《從0到1》，對我有啟發。作者把人們怎么看未來，構造成一個兩維對兩維的矩陣（明確／不明確，樂觀／悲觀），得出了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然后他把“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裝進了這個認知矩陣。當然不夠嚴謹，因為“各國”都有一大票人，看未來的方式不盡相同，所以頂多是對各國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觀印象。只是非嚴謹也有啟發，沖擊力還不小。
譬如他認為，“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著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國”，更是有史以來“明確樂觀主義”的當然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輪船、鐵路、電報、大規模機械化、化學廣泛應用、跨海隧道、地鐵、陸地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從蘇伊士到巴拿馬運河開鑿，所有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壯舉，難道真是“被法術召喚”出來的嗎？作為得天獨厚的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自然稟賦豐裕，人口又不多，開荒種地吃飽飯、賣賣棉花煙草木材，對那代歐洲移民足夠好了吧？為什么還要發明工廠流水線、造帝國大廈、建金門大橋、搞曼哈頓計劃、投資洲際高速公路、還要實施阿波羅計劃？更不要提無數民間的奇思怪想、膽大妄為之舉?？傊瑳]有哪一樣是“純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總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難怪蒂爾先生把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毫不猶豫劃入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第一方陣。
不過，作者認為后來的美國轉向了“不明確的樂觀”。特征是“樂觀、但又迷?！?，金融家取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財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們高估“機遇”，低估“規劃”和持久努力，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讓金融、政治、哲學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確樂觀色調，誰也不問究竟能不能持久。當然，作者以為“當下歐洲”更糟糕，受“不明確悲觀”的支配，得過且過，眼看油瓶都倒了，議論半天也沒見誰起來當真扶一扶。
讀來最受刺激的，是這本小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給各位讀段引文，“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相信未來是可知的，但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最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從0到1》，中譯本，第87頁）。
根據什么呢？“老一輩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由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來臨。局外人著迷于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同上書，第88頁）。
不管在座朋友同意還是不同意這位仁兄隨口大發的議論，我讀后還是很受觸動。其實自我劃界，還歸不到上述四個象限中的任何一個。勉強要劃，不過是個另類而已——“埋頭觀察闡釋經驗現象，無暇顧及怎樣看待未來”。任何人問我關于未來，“不確定”一了百了。這樣久已習慣的思維定式，要不要有點反省呢？
以色列的啟示：難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觸動來自去年以來兩次訪學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島商學院組織的，受邀與一批年輕企業家同行。時間不長，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個沙漠里的基布茲，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找到一些讀物，說以色列是上帝的”應許之地”，是“流淌著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這個法定面積比北京市還小的國家（實際控制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資源極為匱乏，60%的國土為沙漠，可耕地僅60萬畝，大約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區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現在的以色列卻是“歐洲菜果廚房”，每個以色列農民可供養的人口，從1955年的15人增長為2014年的400人，高品質、高附加值農產品大量出口，滴灌技術和設施農業稱雄全球，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術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以色列總人口800萬，卻擁有7000多家科技創業公司，是除美國、中國之外，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國家，擁有比美國、歐洲還高的人均創投資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萬美元，高科技部門貢獻了總出口的50%，就業的10%。
憑什么？就憑人。特別是憑人掌握的知識，憑把知識轉成技術和產品的卓越能力。哪來這套本事的？源頭還是教育。我們中國人也重教育，但對比之下重點有別。一是人家教育重信仰，讓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堅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來就可以“與上帝較力”，所以自強不息，絕不懼怕任何艱難困苦。二是雖信仰虔誠堅定，對拉比（教士）也極為尊崇，但從小受鼓勵大膽發問、審慎懷疑、挑戰權威。猶太母親對放學回家的孩子，不問考試也不問成績，只問“今天是不是問過一個好問題”？
在佩雷斯中心聽了一場阿龍·切哈諾沃的講演。小時侯媽媽教他說，人走進一條河流，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這輩子要永遠逆水走”。這就預先畫出了他一生的軌跡：在任何領域一旦成功走順，立刻另辟一個領域逆水行舟。學術上打遍國內無敵手，就跑到美國闖天下，評上終身教授后又不甘順境，再回特拉維夫主攻科研難關。2004年他獲諾貝爾化學獎，是以色列國內獲諾獎第一人。他的經驗體現了據說是《塔木德》里的一條哲理，即“難的事情容易做成”。
另一場精彩分享，報告人是以色列國防部武器研發前總管丹尼戈爾德準將，介紹研發“鐵穹”（Iron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鄰國向以色列北部地區發射了約4000枚火箭彈，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萬人被疏散，100萬人不得不躲進防空設施。同時，在南部還有近100萬以色列人在射程更遠的“卡?！保≦assams）火箭彈的威脅之下。2007年時任國防部長佩雷斯選擇“鐵穹”應對，領導研發的正是這位丹尼戈爾德。六年后，“鐵穹”完成實戰部署，僅2009-2012年三年間，就成功攔截了245枚來襲火箭彈。在報告中，這位前準將給我們播放了一段視頻：一大家以色列人正舉行婚禮，空襲警報響起，卻沒人慌慌張張跑防空洞，大家反而舉起手機對天空拍照，但見被攔截的火箭彈在空中散開，活像外邦來賀的禮花！退役后的丹尼戈爾德初創科技公司，研發一款微型導彈，用在人體的血管里打血栓。
難怪以色列成為一個與其資源人口數量完全對不上的“創新國度”。到以色列，我們才知曉那些名滿天下的硅谷超級科技公司，從微軟、Intel、蘋果、Google、到Facebook，無一例外都在特拉維夫設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發出來的、真正稱得上改變人類生活的關鍵技術，足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再問一次人家憑什么？憑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勁，看來這個民族把對神的信仰轉化為對人的知識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未知。倘若問以色列創業人群怎樣看未來？“明確樂觀”絕對占據主流。否則，為什么老挑別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著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確定的未來機會無窮。
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干
第二次訪學就在前不久，我們幾位老師、同事和校友，自行組團到美國看創新。事情緣起2015年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辦過一個論壇，請到一家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介紹他們在美國投資科創項目的經驗。他還請來一批美國科創公司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現場說法、演示、答疑，一起討論王煜全概括的“美國積木式創新”，讓參會師生大開眼界。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豐教授躬逢其盛，參與組織了積木式創新的訪學之旅，并發表他與煜全合著的《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機遇》，詳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怎樣與其他經濟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聯邦科研基金、非贏利大學、教授與博士、各路創投資本、企業家等等資源有效組合，在極不相同的技術經濟方向上創新，以及對中國制造業和中國創新的意義。
我是全程聽了那個論壇的發言，也全文拜讀過王、薛兩位的新著。多年習慣，凡聽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實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們還組織“積木式創新的深度考察之旅”，報名成行，與三十幾位同有此項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學兩周，剛回來不久。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與產品、市場、產業之間的經脈。所以此次游學，基本就在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走廊，圍著兩家知名大學打轉轉。過去是來過的，也聽過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MIT的校訓“動腦又動手”。原來不知道的，是美國最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來也不設圍墻的校區，與市場和產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還是舉幾個印象深的實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來。先說Xcor，從洛杉磯往北約90英里處，一片半沙漠地帶里看到豎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門戶”，那就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Air and Space Port）了。Xcor是設在此地的一家科創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飛船的發動機。毫不起眼的倉庫式廠房里，40來位科學家和技工已經忙了十幾年，除開預售過一批太空游機票（每位9.6萬美元，真有美國人來買單），Xcor連一分錢的進項也沒有，就靠投資人燒錢研制著一個型號又一個型號的太空發動機。
我們見到的那些樸樸實實的家伙們，究竟怎樣想未來？據說在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不堪人類負擔，要為太空移民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先向火星移民200萬吧，那不過是一個初級目標，可真要實施，還不得天天向太空發定點班車（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機”，才要過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發動機。
再說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級高速列車，構想把一個大管道里的空氣抽干凈，讓列車在真空狀態下由磁懸浮技術推進，時速可達每小時700-800公里！當我們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墻涂鴉的街區找到這家公司時，它的CEO干脆利落用半個多小時簡報了他們的夢想、進展、成就與希望。聽起來總共融得不過1億多美元的資本，就要干一票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業。據說在拉斯維加斯沙漠里的測試已通過，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了訂單。前程一片光明，幾十位工程師干得熱火朝天，很多人不領工資——其實要領也沒有——而是把工時折成公司股票，“萬一成了呢”？
這兩檔事的未來大不確定。問題是干的人不知道嗎？為什么還冒得出來那么“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人家百無禁忌，“國家（nation）觀”與我們也不大一樣，里面含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國民，絕不單單只是“政府”，更不僅僅只限“官人”。百無禁忌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干，七八年、十來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這后面沒有薛兆豐在游學中屢屢強調的“制度”，當然完全不成。不過人們怎么想未來，似乎更是隱性的根本，要是沒有明確樂觀看未來，那些個錢財、人力物力的，干什么不好吶？
我們還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創始人是MIT的物理學家，他的研究支持無線充電，從大學得到專利授權，找來創投資本和管理人就創立了這家企業?，F在他們的實驗室產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見一塊充電軟墊上，放幾部手機、筆記本電腦上去，立馬自動充電，連一根電線也沒有。電動車充電就不再需要建電樁。更妙的是，透過人體可以給體內的心臟起搏器之類充電。公司架構也有意思，教授做學術顧問，企業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權。
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家公司1366，研制太陽能硅片。現行技術是把硅塊切成薄塊，貴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損失一半。新技術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無須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陽能發電接近火電的價格。我問CEO，你們量產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到中國去制造？他說不會，已在紐約州北部選址建廠，但生產出來的硅片會運到珠三角組裝，再送向市場。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總專程到舊金山給我們作介紹。他們發現，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過眼睛把外部圖像信息傳輸到大腦，然后在大腦成像。根據這個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號的眼睛出了問題，但只要他們的大腦成像功能還在，就可經由別的途徑輸入信息，重見光明。為此他們發明了一種設備，讓盲人含在舌頭底下（“電子棒棒糖”），另辟蹊徑把圖像信號輸入大腦，讓盲人看不了也能見！
路上帶著布賴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不是易讀的一本書。不過跟著看了十多個科技項目后，覺得明白了一些。何謂新技術？就是“針對現有目的而采用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原理來實現的技術”。那什么是“原理”？“就是應用某種現象、概念或理念”，而技術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術是由社會需求形塑而成；它們主要來自標準域外的經驗；它們更容易伴隨展示交換的過程產生；它們經常在網絡中得到促進”（中譯本，第120頁）。這不正是此次游學我們天天見到的嗎？探究這些從事創新活動的美國人看未來的態度，他們一律相信科學原理可被發現，可被應用，而人類的種種難題，總有希望解決——“明確樂觀”撲面而來！
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回頭再議蒂爾先生認定中國人“明確悲觀”的根據。我認為他找到最靠譜的理由，不是漫長文明史留下的思維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請看如下議論：“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電，建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由于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么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從0到1》，第87頁）。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么一說：全世界都要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個地球？結論是不可能，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倘若把經濟開發的環境成本全部“內化”為價格，那么現代享受對多數人口注定貴不可及。誰能勸說人們安于“耕地靠牛、點燈靠油”的傳統生活呢？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要讓中國人——還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確而樂觀，從0到1尚不夠，還要有能耐把不斷冒出來的1，在環境支持限度內擴展成為N——可不是小數目的N，而是10億、13億、30億。如果我沒誤讀，這也是《富足－未來比你想得還要好》一書的中心觀點。此書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學背景的哈佛醫學博士，又是美國商業太空領域的領軍人物。帶著他這本書在游學路上邊看邊議，堪稱絕配，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試。
看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閉環。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老問題要新解，我們在游學中感悟到一點，愿意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創新創業的最優主體既不是超大組織里所有人，也不是單槍匹馬的先知先覺。最優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氣相求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行動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這像生命一樣，能夠無中生有，是起于“一鍋原生濃湯”，活躍分子湊到一起，悶在一塊，高頻互動，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從這點看，革命、改革、建設，在發生學上是一樣的。
最后，小結幾點分享。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彌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都有道理的吧，但僅憑焦慮殺不出重圍。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里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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