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對21世紀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分析解讀，提出了人口年齡結構對養老保險體制的影響、經濟體制對養老保險體制的影響、養老保險體制如何覆蓋新生移民與產業工人、宏觀經濟運行問題、購買養老保險需求和制度可持續性等五個挑戰，嘗試解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緩慢的癥結，以解決老齡化的問題。
文/袁志剛（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如何養老是人類的一個基本問題。人類最初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只能采取公有制的原始社會形態，即人類社會只能依靠群體的力量共同生產和消費，每個人的消費水平由原始部落的集體生產力水平決定，與個人的生產能力大小無關。那些因年齡漸長而生產能力不斷下降，直至無任何生產能力的老人由部落人群共同贍養的養老制度，在當時也是一種自然合理的選擇。隨著人類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剩余的出現，私有制的社會形態取代了公有制的原始社會形態，而人類最初的私有制社會形態是與以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和消費單位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養老就逐漸由部落集體贍養向家庭內部贍養過渡。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家庭養老的時間最長。一旦采取家庭養老的制度安排，那么，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子女其實就是一種“金融資產”。在工業革命到來之前，以自給自足家庭小生產為主的社會里，在每個人的生命周期中，他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在青壯年時，他的生產能力很強，其生產的產品消費不了，同時假定這些產品無法儲存，因此，當進入老年時，他的生產能力逐漸喪失，就沒有產品可供他消費。如果每個家庭養育一些孩子，將那些青壯年時消費不了的產品“投資”在孩子身上，當他們的孩子成長為青壯年時，他們的養老就由他們的孩子來承擔。每一代人都根據這樣的安排來解決養老問題，家庭養老就逐漸成為一種體系。
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所謂的“多子多福”事實上就是家庭盡可能多地將未消費的產品儲蓄起來，投資在孩子這一特殊的“金融產品”上，老年時才可獲得生活所必需的回報。孩子多，將來回報也多，實際上就是一種金融制度。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古代所提倡的“孝”就是保證了這樣一種金融系統不出現金融危機。因此，家庭養老既是一種金融制度，也是一種養老制度的安排。當然，由于每個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體的健康與否都是難以控制的，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風險。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家庭養老也是人類社會對養老問題的自發回答，既是順其自然的，又是一種人為的養老制度的安排。但是，為了避免家庭養老可能出現的風險，期望有一種養老保險制度安排出現的思想很早就有了。有文學記載的中國養老思想可以追溯到《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當然，這只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人類社會真正面臨養老制度的安排問題，則是到工業革命以后，以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斷被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機器大生產的出現，與之相伴隨的是大批無任何土地、無任何財產的無產階級的產生。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只是勞動力，他們生存的唯一經濟來源是出售勞動力所獲得的工資，因此當他們喪失勞動能力，也就是說沒有工資收入時，何以養老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
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養老保險制度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因此現代養老保險是以工業文明為背景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在中國，現代養老保險制度則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于50年代才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和集體企業單位中被逐步建立起來的。
養老保險制度是人類的一大創新，它通過制度安排來解決分散家庭風險使所有人老有所養的問題，體現了人類的進步與智慧。但是，在全世界運行100多年、在中國運行50多年的養老保險制度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140多年前養老保險制度推出時，世界基本人口年齡結構較為穩定，即當時人口增長較為明顯，老年人口的比例較低，人均壽命短期內不存在大幅度提高的趨勢。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增長開始減緩，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現象，人均壽命越來越長，退休后繼續生活的時期不斷被拉長，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因此，原來以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模式為主的養老保險制度面臨入不敷出的財務危機，養老保險制度隱含的債務包袱越來越大。
與最早實現養老保險制度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問題比它們更為嚴峻、復雜。
第一，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對養老保險制度構成更大的威脅。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的“嬰兒潮”時代一樣，這部分人口目前開始步入老齡化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我國又相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青壯年人口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開始向發達國家水平不斷靠近。以上種種因素，使得中國社會的老齡化提前到來，尤其是在養老保險制度被執行的城市，這一問題更為嚴重，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面臨財務危機，而且這一危機發展的速度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快。
第二，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中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進行的改革，與計劃經濟以及國有經濟轉型相配合。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現收現付制與基金制相結合的體制如何與經濟體制轉軌和全面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相一致，是目前養老保險體系進一步完善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因此，當前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轉軌是與經濟體制的轉軌和市場經濟體系的確立同時展開的，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難題。對這一難題的探索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舉世矚目，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化速度迅速提升。在城市人口日益老齡化的同時，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大量城市郊區的農民正日益成為失去土地的城市居民，養老保險體系如何覆蓋這些新的城市移民和新的產業工人，正是目前養老保險體系建設中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四，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進入一種動態無效的狀態，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慢于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此同時，居民儲蓄增長且不斷地被累積。為什么居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費卻相對疲軟，為什么居民的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這些問題，有些與金融體制有關，有些則與人口年齡結構和養老保險體系的安排有關。因此，如何研究中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問題，給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養老保險體系的安排，從而促進消費和有效的投資，是當前我們面臨的又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
第五，經過多年的GDP高速增長，人們已經意識到GDP增長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通過GDP的增長，使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不斷提高。最近十多年來，我國在制度設計方面已經進行了諸多建設性工作，完善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了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但在滿足養老需求和制度可持續性方面仍然面臨著巨大挑戰。（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訂閱號“比較”2016年7月22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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